2019年12月1日

原标题:如何让农民工挣钱顾家两不误

“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我们的脚步,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在广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易凤娇一开口,就引用了打工诗人的这句诗。

作为农民工的代表,易凤娇一字一顿地吐露着心声:“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改变原有的不合理机制,让异地务工人员尽快融入城市,而不是做永远的‘过客’,现在已经是时候了。”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动能所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其中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扩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范围。

李克强提到,居住证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要加快覆盖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使他们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

让农民工成为市民

易凤娇已经和她的户口“分别”10多年了。10多年前,她来到深圳打工并在此扎根,但户口一直在湖北老家。太多的手续和规定让她长期往返于两地,而这在外来务工人员当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易凤娇在发言中说,由于制度的约束,异地务工人员在城市“移而不入”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城市工作,但不能在城市安家,‘拆分式’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成为一个流动的群体。”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提供了一组数字——在2.7亿农民工中,70%为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虽然参与了工业化和城市建设,但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并在城市找到归宿,与城市户籍人口形成新的城市二元人口结构。

“今天站在关注中国未来发展,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创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上,应重视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我们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和后备居民主体。”易凤娇提高了音量。

事实上,在易凤娇背后,是逐年降低的农民工数量增速。据统计,去年农民工年增长率是0.4%,前年是1.3%,而之前是4%。

“这说明农民工增长速度越来越慢。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说,留在农村的农民年龄相对较大,真正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是初高中毕业的学生,这部分人年龄在16~19岁,从人口数据来看,这部分人口2014年到了峰值。所以,新增农民工速度才会自然地下降。

蔡昉解释,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38%,之间的差异就是农民工人口。“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也就是说,每年约有1600万人口要变成市民。”蔡昉说。

“使这些农民工都有城市户籍,都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全可以达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蔡昉认为,这些农民工成为市民,就业时间可延长约20年,劳动力供给问题可以缓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还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消费贡献和内需贡献也将大幅度提高。

蔡昉指出,户籍制度是个相对来说较少侵害既得利益,而改革红利巨大的领域。这项改革关键在于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中央政府要合理埋单、分摊改革成本。

户籍改革的成本是多少

一手挣钱,一手顾家,但同时握住两只手,并非易事。

在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争取权利时,易凤娇温柔的语调忽然有了力量:“在实行积分落户的深圳,真正通过这项政策在城市落户的务工人员有多少?”

易凤娇说,积分入户制度设计重学历,但务工人员普遍学历不高,以她工作的国威电子厂近两年入职的一线工人为例,初中文化的几乎占一半以上;重技能,但劳务工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又缺少继续教育、接受培训的条件,在这方面也很难有机会;至于社保,这个群体就更加难以达到要求。

“可以明确地说,公安部对户籍管理有严格的制度,公安部如果不出台政策,我们不能随便说谁能落户、谁不能落户。”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区分局副局长张仙蕊告诉记者,“现在都在‘吆喝’居住证制度,但如何实施得拿出细则来。”

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省,江苏转移农民市民化社会保障(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就业及子女教育四项,财政担负的人均成本是3万~4万元。

“与外来劳动人口的实际贡献相比还是值得承担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住建厅厅长周岚介绍,2011年江苏出台了《江苏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明确将城镇新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各地也有创新实践,比如,南通市规定每年15%的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符合申请条件的农民工;淮安推出共有产权房试点,将缴纳两年以上社保的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保障范围。

亟待建立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蔡继明建议,要建立有助于推进户籍人口城市化的政绩考核制度。除了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新增指标以及中央基建投资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外,还应把一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进城务工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比重、农民工居者有其所的比重、农民工子女与本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权利的比重等,列入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从而使加快城市化成为各级政府和官员的自觉行动。

易凤娇也有同样的诉求,“城市入户政策作为重要公共政策,应开展多层面的听证会、讨论会,多听取异地务工人员的声音,制定符合农民工实际需要的入户政策。”

易凤娇举了个例子,人社部门要对异地务工人员提供均等的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和平等的社会保险政策,教育部门应充分考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等,并将这些指标纳入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对完成好的给予奖励,对没有完成的给予批评。

对于城镇化建设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分析认为,城乡居民社保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政府部门要对这些问题提前预防,提早谋划,以使老百姓的权益在城镇化推进中不被侵犯。她建议,基层政府对重大事项进行法律风险评估,把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保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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